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它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目前仍是薄弱环节。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具有育人育德、文化传承、修身养性、公共服务、社会动员等功能，是加强乡村治理的重要着力点。然而，目前关于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对策研究，学界更多关注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发挥的作用，较少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对乡村治理的影响，针对书法文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机制研究更是付之阙如，值得进行深入探究。

　　部分“浙江书法村”的实践经验

　　2013年，浙江省文学艺术联合会、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开始设立“浙江书法村”，截至2021年3月，已建立了138个。其中，临安区上田村、衢州市东乡村作为首批“浙江书法村”，率先尝试将书法文化与乡村治理相结合，构建了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提高了乡村整体治理水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范例。因此，本文重点以这两个村为例，结合其他“浙江书法村”的实践经验，探索书法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机制，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提供思路借鉴。

　　为了解书法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分别对上田村、东乡村村民开展调查。我们在上田村、东乡村分别发放问卷128和185份，实际收回的有效问卷分别为116和176份，有效率为90.62%和95.13%。数据显示，上田村书法人口达58.6%，东乡村达56.4%，两村的书法人口占比都较高。

　　此外，上田村有90%的村民认为发展书法文化有利于全面提升上田村德治水平，建设平安乡村。大部分村民对上田村浓郁的书法氛围感到非常自豪，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提高文明水平和个人修养的有效途径。从村干部潘曙龙与其他村民口中得知，上田村原先是出了名的“环境差、治安差、经济落后”的末名村庄，有首打油诗可证：“住在壁角头、分红三毛头、穿么三寸头、吃的玉谷糊头、小姑娘看了摇摇头。”正是因为书法文化潜移默化的教化、规训作用，帮助村民修身养性缓解了不少矛盾，最终改善了上田村社会风气、优化了上田村治理结构，使上田村成为如今的文明村。

　　据不完全统计，东乡村的党员和村两委成员喜爱书法的比例高达100%，党员练习书法的比例高达85.7%，村两委成员练习书法的比例高达72.7%。访谈得知，该村村两委班子、抓住“书法治村”“书法兴村”这个“牛鼻子”，通过带动身边的村民练习书法，拉近了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形成了“人人学书法，人人用书法”的氛围，从而发挥书法文化育人育德、社会动员等功能，使全村统一思想，团结一心，合力拆除违规农房、整治卫生死角、打击“黄赌毒”，这才有了现在干净整洁、秩序井然、邻里和睦的东乡村。

　　除上田村和东乡村之外，我们还对余杭区永泰村，萧山区楼塔管村，诸暨市牌上村，缙云县洪坑桥村、中兴村、大源村，常山县金源村，柯城区航埠村，桐庐县新丰村等共16家“浙江书法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这些村都通过书法文化浸润乡土，滋养乡情，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村民道德水平，增强了乡村治理效能。因此，我们在总结这些“浙江书法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了书法文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书法文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机制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优秀中华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育人育德、文化传承、提高审美、修身养性、健康养生等功能。乡村德治是运用独特的乡村文化资源建立而成的具有公共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是凭借道德内化规范个人行为，维护公共秩序的“无声”的习惯法。它为乡村自治提供基础支撑，与乡村法治相辅相成。将书法功能嵌入乡村德治建设，融入以自治、法治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有利于提高乡村自治效率，弥补乡村法治缺陷，提升乡村整体道德文化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书法文化培育村民道德，有效提高自治水平。乡村作为熟人社会，更依赖于村民之间的道德规范与约束。中国书法追求个人的身心合一，个人与集体的统一。村民出于修身养性、健康养生等个人利益的动机接触书法，长期坚持后受书法文化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具备更长远的视野、更高的审美能力和道德水平，更愿意为集体利益放弃个人私利，为长远利益放弃眼前小利，这有效地减少了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冲突和抗议，增强了村委对公共事业的号召力，更好地发挥了自治主体的作用，提高了乡村自治水平。书法文化巧妙地实现了将村民的个人利益动机转化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强大推动力。

　　书法文化构建伦理秩序，有效弥补法治缺陷。中国书法向来讲求规矩法度，重视传承经典，坚持伦理至上。村民在临摹古人的经典字帖时，接受的是统一的内容、规矩和法度。以书法为载体留传下来的村训家训成为村民在待人接物中世代遵循的准则，书法点画、结体、章法所遵循的横平竖直、重心平衡、点画呼应等原则潜移默化地教育村民要堂堂正正做人，给人留有空间余地等等。这种长期自发形成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逐渐演化成部分乡规民约，成为构建乡村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基础。中国上千年来的“皇权不下县”造就了乡村的民间伦理秩序，这些伦理秩序相较法律，虽属于非正式制度，没有法律具有的明确强制力，但它却是在乡土社会中不断磨合形成的，具备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有效地弥补了法治不能将地方特色全部纳入自身视野的缺陷。

　　书法文化助推乡村治理，有效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是产业兴旺的“发动机”，生态宜居的“保护伞”、乡风文明的“粘合剂”、生活富裕的“发酵器”。现如今，乡村治理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短板，书法文化更像是一剂中药，它虽不如西药见效快，但却是从本质、根源上由内而外地调节乡土社会看不见摸不着的“精气神”。乡村书法文化建设应被提到更高的战略地位，由村委牵头、乡贤带动、书协组织、凝聚合力，利用文化礼堂等乡村重要文化空间阵地，实现书法功能载体化，保证最大多数村民参与书法学习。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书法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动员功能，提高乡村经济、政治、生态等建设的工作效率，推动实现乡村振兴。

　　(本文系浙江财经大学书法产业与文化发展战略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书法在乡村三治融合建设中的实践与应用研究”与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书法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与应用研究”的结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