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农商行因业务高度集中于注册所在地，凭借广泛的渠道分布、深厚的客户基础和当地信息优势，在当地银行业占据重要地位。

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有农商银行1483家。其中，合计有11家农商行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元，除成都农商行外，其他农商行均已披露去年业绩。

以去年末资产总额计算，全国前十大农商行分别为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成都农商行、东莞农商行、深圳农商行、江南农商行、青岛农商行、顺德农商行。

我们选取多个指标，观察这一头部农商行群体的经营情况变化。其中：

1、重庆农商行在去年成为首家万亿级农商行。而到今年底，预计最多将出现四家万亿级农商行；

2、去年净利润最高的十家农商行中，广东地区农商行占据半壁江山，这些银行的ROE（净资产收益率）、人均创利、人均薪酬也普遍处于领先水平；

3、连续两年不良“双降”之后，上海农商行成为资产质量最优秀的前十大农商行之一，不良率仅0.9%，拨备覆盖率最高；

4、虽然零售存款基础普遍较好，但前十大农商行零售贷款拓展力度不一，因此只有个别银行的零售业务位居全行第一大收入板块；

此外，十大农商行对在上市方面也较为积极。其中，已有3家登陆资本市场，3家正处于A股上市排队状态，2家银行已在当地证监局完成备案，接受券商辅导上市。

看规模：年底万亿级农商行有望增至四家

近两年，全国前十大农商行的门槛基本被确定为3000亿元。基于此，2018年末，国内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元的农商行合计十家。

到2019年末，这一数字增至11家。其中，前六大农商行的排位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不变，依次为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成都农商行、东莞农商行。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农商行总资产规模已于去年6月突破万亿大关，成为全国首家万亿级农商行。

此外，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去年末总资产分别约9590亿元、9300亿元和8940亿元。如果2020年规模增速与去年保持一致，到年底，国内有望出现四家万亿级农商行。

更大的排名变化发生在6～10名。其核心原因在于：深圳农商行、青岛农商行凭借2019年较快的资产规模增长，排名攀升两名。后者更是首次进入前十。

其中，深圳农商行此前连续多年保持15%以上的资产增速，去年则大增33%以上，资产规模一举突破4000亿元大关，位列全国第七大农商行。

这背后，既有近年增资扩股、分红送股、资本债券轮番“补血”到位的因素，也与去年该行入股省内其他两家农商行有关。

“广东在推进帮扶计划，好的农商行要帮差的，通过股权纽带来带动弱势农商行发展。”此前，一位广东地区农商行高管对记者表示，“短期内经营比较差的农信社都要改制成农商行，改制成农商行就肯定要达到一定的指标，要达到一定指标就要经营好的农商行去入股，也给予一些管理上的帮扶。”

事实上，除深圳农商行外，同样位列前十大农商行的广州农商行、东莞农商行、顺德农商行均于近年入股多家省内农信社、农商行。

与此同时，频出负面消息的天津农商行经营层面难免受到波及、调整，近三年资产总增幅仅5.3%，资产规模排名也一退再退。至2019年末，该行已退出前十大农商行序列。

看效益：广东地区农商行占半壁江山

较大的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创造更大的盈利效益。与资产规模位居前十的农商行相比，净利润（以下均为合并口径）规模位列前十的农商行存在一定差异。

最为显著的是，江南农商行、天津农商行两家银行虽然2019年末资产规模分别约4080亿元、3200亿元，位居全国农商行第8位、第11位，但两家银行近两年净利润规模均不在前十之列。

取而代之的是，位于广东佛山的南海农商行，以约2000亿元的资产规模，去年创造出超过32亿元的净利润，位列全国农商行第九位。

同样位于佛山的顺德农商行，资产规模较南海农商行高出不止千亿，年度净利润也高于后者。2019年，该行实现净利润约38亿元，位列第八。

深圳农商行、东莞农商行年度净利润则继续分别位列全国农商行第七位、第六位。事实上，在整个农信体系内，深圳农商行也被公认为是效益最好的农商行之一。

而包括全年净利润继续位居第四位的广州农商行在内，广东省合计有广州、东莞、深圳、顺德、南海五家农商行出现在农商行净利润前十榜单，冠绝各大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家广东地区农商行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整体显著高于其他农商行。其中，南海农商行、深圳农商行2019年ROE水平均超过17%，比任何一家上市银行都要高。

此外，净利润规模位列前六的农商行，与资产规模前六的农商行名单保持一致，包括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广州农商行、成都农商行和东莞农商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被北京农商行略微反超后，上海农商行去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5%，重新站稳农商行第二位宝座。在净利润规模前十的农商行中，上海农商行这一净利润增速也位居第一位。

从人均利润贡献上看，前述农商行中，广东地区农商行2019年人均创利也普遍高于其他银行。其中，深圳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去年人均创利分别高达138万元、117万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深圳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去年人均薪酬也位居农商行群体前列，分别约49万元、53万元。此外，东莞农商行、顺德农商行去年人均薪酬也在40万元以上。

看不良贷款：十大农商行分化严重

资产质量方面，在逾期90天贷款全部纳入不良的基础上，资产规模位居前十的农商行呈现较大分化。

其中，在连续两年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双降”之后，上海农商行成为资产质量表现最好的前十大农商行之一。

截至去年末，上海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仅为0.9%，关注类贷款占比也不到0.8%，拨备覆盖率更是超过430%，位列前述农商行第一位。

同样实现连续不良“双降”的还有东莞农商行、顺德农商行。两家银行去年底不良率均为1%，加上关注类贷款合计占比也分别只有3%、2.25%，拨备覆盖率也分别达390%、360%。

而北京农商行此前连续多年不良“双降”，2018年不良率更是达到历史性低位——0.36%，拨备覆盖率甚至超过1000%。但在该行2019年年报中，不良贷款率已升至0.95%，其他数据则未披露。

重庆农商行虽然不良贷款率（1.25%）、关注类贷款占比（2.32%）都高于前述4家银行，但该行资产质量认定在前十大农商行中最为严格，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值甚至低于56%,拨备覆盖率也超过380%。

江南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两家银行多项资产质量指标则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不良率、关注类贷款占比都分别在1.7%、3%左右，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值在70%左右，拨备覆盖率在20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农商行2019年资产质量恶化趋势较为明显，尤其体现在在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农林牧渔业等四大领域，该行不良贷款率也由1.27%升至1.73%。

据了解，去年该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控股的潮州农商行、南雄农商行正式开业。做大全行规模的同时，也帮助两家银行化解历史包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行资产质量。

此外，深圳农商行、青岛农商行虽然不良贷款率都在1.5%以内，但关注类贷款占比相对高于其他前十大农商行，分别为5.5%、6%左右，承受了一定的潜在不良压力。

天津农商行2019年末“不良+关注”贷款占比则接近11.5%，在前述农商行中位居最高水平，资产质量压力最大，相应的拨备覆盖率则不到160%。

看业务：零售业务基础较好

和其他银行相比，农商行群体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即当地机构网点较为密集、员工数量较多以及零售业务基础较好。

几个特征之间又相互关联：农商行由农信社、农合行改制而来，因此通常情况下其机构布局较为广泛，使得其员工数量较多，特别是相较于同等规模的城商行而言。

由于机构网点布局较为广泛，客户下沉力度较大，使得农商行群体的客户来源更为广泛，往往在当地存贷款市场都占据重要位置，进而奠定了较好的零售业务基础，尤其是零售存款基础。

数据显示，前十大农商行2019年末零售存款占比普遍高于50%。其中，重庆农商行以76%的零售存款占比稳居榜首，顺德农商行该项占比也达到63%。

同时，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由于所在经济发达地区，同业竞争激烈，其他类负债来源也比较广泛，因此三家银行零售存款占比都不到50%。

而位于江苏地区的江南农商行本身金融市场业务较为活跃，该行存款在总负债中的占比相对低于其他头部农商行，零售存款占比也只有不到45%。

不过，较高的零售存款占比并不意味着零售贷款占比也高。其中，北、上、广、深四大农商行2019年末零售贷款占比都不到30%，北京农商行这项占比甚至不到10%。

而从收入贡献来看，十大农商行中，也只有重庆农商行等极个别农商行的零售业务位列全行第一大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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